寻求或者抗拒，渴望或者畏惧，德国对于中国或者普遍意义上“自我”对于“他者”的文化想象，就是在这矛盾的心态间复杂展开的。简而言之，当德国作家眺望昔日已远、情景不再的中华古国时，“异”既可以被幻化为值得向往和追随的正面乌托邦——天国居民、香格里拉（世外桃源），也能够被构造成予以鄙弃与厌憎的反面乌托邦——人间地狱、有色蛮夷。当空间的障碍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而可以逾越之时，“异”又可以在亲身经历的观光旅游中，被掀去神秘的面纱，但仍有可能在有色眼镜的观照下，成为刻板与颖异纵横交错的新形象。
回溯往昔，不同文化之间的“跨语际实践”已然书写了漫长的历史，而对于历史遗留物的解释，仍有不少尚处于捉襟见肘的探讨阶段。“异”的问题，或者说“异国形象”与“异国情调”的具体呈现，便属于“跨语际实践”之复杂谱系的一个分支。“北大学术演讲丛书”的第九本《关于“异”的研究》，为此课题贡献了不少洞见卓识。其作者顾彬秉承着中德两种血统与文化，这一特殊的身份，使得他关于“异”的研究，不仅仅如史景迁那样，是出自汉学家的学术兴趣，而是有更深的切肤之痛，与更持久的关怀。笔者将这种关怀视为建构关于“异”的解释学的努力，这种解释学是在“框架结构”、“历史观”以及“个案研究”这三个层面展开的。
所谓“框架结构”，牵涉到顾彬教授的野心。他试图对“异”本身做一个相对总体的把握，从而为关于“异”的解释学提供基本的研究思路。这主要体现在《“异”的概念》与《“异国情调”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作用》等章节。“异”的丰富现象以及概念本身，被置于“‘高贵的野蛮人’—救世史—帝国主义—殖民主义—现化性”等一系列关键词内，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乃是“自我”。“异”与“自我”这个二元化的结构，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脉络中得以重新思考与重新定位。
所谓“历史观”，是指作者在梳理德国乃至西方所虚构的中国形象时，不仅仅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材料史，而且揭示了现象得以形成的观念史以及效果史。它直接触及了17世纪末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德国文学史中六个阶段的中国形象。与中国形象相关的有“僵尸”说、奴隶形象、“花园母题”、“亭子母题”、神秘的性象征、神圣的天堂、残酷的看客、人类的童年、综合的大师、异类男女、“难解之谜”、“陌生的第三世界”，等等等等。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，就这样在正反两极之间摇摆动荡着，成为在令人向往的地域和罪恶的渊薮之间，包容着美梦与噩梦的遥远国度与人种。顾彬此处所凸显的不仅仅是林林总总的史料，他更揭示了这些幻像是如何在个人与集体的意识层面虚构与存在的，以及德国作家在想象中国这一“他者”时所身处的时代风尚、心理动机与价值圭臬。
所谓“个案研究”，乃从“文类”与“作家”层面入手，其基本策略在于“语境的还原”，即把作为“异”之具体表现的中国，放置在中德两种文化更为广阔的大语境之内。“文类研究”的对象是亚文类或者次文类（sub－genre），包括对“惊险小说”和“游记”的研究。“惊险小说”是通俗文学的类型，对于“异”的研究来说，它可能会比主流文学或者经典作品更富启发意义，也涵纳着更多的症候点。对于“游记”的研究表明，顾彬已经跨出了狭隘的文学观念，走入了广义的文本。他以“游记”这一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文类，解释了刻板形象的源流，德语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“变色龙”式观察，以及潜藏于文本背后的欲望和困惑。其讨论的代表性作家作品，包括《卡尔·迈和他的〈孔丘·诺言〉》，《伊色·郎格纳和她的〈紫禁城〉》，以及《死亡的旅程——〈杜兰朵·中国公主〉中的假想地理概念》等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本启发性大于系统性的讲演录。虽然其整体结构因为加入了对于中国儒家“自我”观念的考辩（第9讲）以及对冯至十四行诗的比较研究（第13讲）等文章而略显凌乱，但这几部分稍嫌离题的借题发挥确有深细精彩之处。况且以十几万字的篇幅处理如此丰富的内容，必然有“含而待发”、点到为止的遗憾。也许这正是讲演形式本身所带来的必然局限，也可能是顾彬教授“寄托遥深”之举。在作者学识渊博、涉猎广泛的论述里，潜含着某种一致性的关怀，即，他试图为关于“异”的解释提供某些研究的框架与切入的方式。打破纯文本研究的囚牢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，这是解释学的旨趣，也为读者打开了作为效果史之历史的真实面貌。而《关于“异”的研究》，便是“异”的领域中一次令人赞叹的解释学尝试。其筚路蓝缕之功，相信会为国内关于“异”的研究者，提供宏观与微观双重意义上的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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